对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亲一个。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的房，看不见底下的街，只看见一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那家腥臭的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贩拿刀（每把刀都跟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街上发生小规模通事故，引来骑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的球。但说实话，我的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酪面包、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最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推挤的阵当中——由发皱的长和泥泞的鞋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有加，我宁愿认为

说:“你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二十五库鲁。”

他们一般都丑陋、多而俗。他们太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梦，这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上、鼻孔和耳内长的恶心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香味和呼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低等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街上。

我父亲是否也在另一个世界待过？多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怪游戏就是所谓的“白日梦”因此我父亲的问题总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于避开纷扰的思绪，于是回避他的问题，将它抛诸脑后。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栋房里的奥尔罕换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生活，超越博馆里的房间、走、地毯（我多么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边那些喜数学和填字游戏的实证主义男人们，假如我觉得这栋幽暗、杂的房禁锢了我，对任何与灵、、艺术、文学甚或神话沾上边的东西加以否决（虽然我的家人后来并不承认），假如我时而逃另一个世界避难，那不是因为我不快乐。情况远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岁那几年，我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孩，会到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我拿不准该告诉他整件事还是该稍作修改，或脆扯个谎，于是沉默不语。一会儿，他会笑着说:“现在太晚了——你应该上告诉我的。”

保守着第二个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动自如。当我坐在祖母对面，一光束穿透窗帘——犹如夜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打探照灯——只要直盯着光束，眨个，我就能让自己看见一个红太空船队飘过边。之后只要我喜，就能随时唤来相同的舰队，然后回到真实世界，就像某人离开房间时关掉后的灯（一如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随手关灯）。

四十五岁之前，每当我飘浮在好的半梦半醒状态中，我便以想像自己杀人来自娱自乐。我要向我的亲人——有些人确实很亲，比如我哥哥——还有许多政治人、文艺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虚构的人表示歉意，他们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单中。我常犯的罪还有一个：我会对一只猫极尽，却又在绝望之时狠狠揍它，大笑一阵摆脱绝望后，我又为此羞愧不已，便赐予这只可怜的猫更多。二十五年后的某天下午，当时正在服兵役的我看着一整连的人吃过午饭后待在福利社里闲聊或烟，审视这七百五十位几乎一模一样的军人，然后想像他们首分离。就在我透过福利社的蓝烟雾，凝视他们血淋淋的时，一位军中同胞开说:“别再晃你的了，小，我累得很，受够了。”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气时我扯下它惟一的睛，它因为腔里的填被我掉越来越多而逐渐变瘦。或者我会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运动员，他上的钮就会踢——这是我的第三个足球员，因为前两个在我两次情绪激动时坏了，如今这一个也被我坏，不知我那受伤的足球员是否在他的藏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于恐怖的幻想中，想像我们的女仆哈妮姆说她在隔屋看见了貂——她用的语调跟她在谈神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些时候，我会突然听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