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喜回忆，但不是回忆胡德茨姨父如何如何是兹布罗夫卡的工人，而是讲他如何如何喜他的朋友，星期六总跟他们一块儿呆在小酒馆。胡德茨姨父离了他们简直就不行，因为他合群、喜喝啤酒，也喜唱歌，整个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早上都坐在那儿喝啤酒聊天。我丈夫跟他这位胡德茨姨父司说是一化了。他回忆，每个月都讲述着同样的东西，总也讲不完一个故事：即他姨妈和她妹妹如何穿着节日盛装，拿着祈祷书冒雨到胡桃林教堂去，正当她们和其他人快到教堂时，胡德茨和他的朋友们从小酒馆里走来，他醉得不亦乐乎，可是当他一看到他老婆穿的衣服有像古代匈牙利骑兵穿的短外，下底下系块丝巾；当他看到这些上教堂的人那副幸灾乐祸看笑话的样，让他难受得扑通一下跪到雨泥里，跪在他老婆和小姨以及一个小男孩面前，摊开双手喊：“孩他妈，饶恕我吧尸可是姨妈继续往前走，拿着她的祈祷书，没理睬他。这时胡德茨姨父朝天摊开双手跪在泥里哭着…好，好得很！我继续绣东西，绣我的吕内堡帚石南丛；我得好，把我的布拉格图绣完了，我得不错，在我丈夫这帮人面前读了《金布拉格》上的诗，因为我丈夫这些朋友不仅开始躲避我，

当我把我结婚时的照片寄到德国我妈妈那里时，我妈妈回信开玩笑说她很兴我嫁了一个俄国佬。她说从照片上看，我丈夫据他那颧骨该是乌拉尔山脉一带的人。她说对了，因为我丈夫自己也说他和他的前辈们都有一副颧骨，说这些拉维亚人反正有一半是类似阿瓦尔人、鞑靼人和扎尔人的人。我注意到，连我丈夫的表妹米拉达也有着一副颧骨、歪脸盘和短下颚。米拉达常常拿着一本大相册，像翻弥撒书一样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仅将她的父母而且将她的兄弟妹指给我看，整个一群人都是一副目光严肃的、旧奥地利乡下人的模样，连我丈夫也不清谁是谁。他跟我说，他只能据颧骨来认他的亲戚，因为他的那些七姑八舅肯定有上百人，于是我丈夫只得放弃向我介绍谁叫什么名字，谁的命运如何的念。只有米拉达给我介绍了一些人的名字，可是到来我还是没法将名字与面相联系起来。我只知一：这些照片上所有的人都庄严得跟皇后和国王们一样。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看，生活在旧奥地利一儿也不轻松，从这些人上仅能看辛勤劳动的痕迹，仅仅能看到握得的累坏的手，所有男人都显得过早地衰老，他们的睛仿佛都有白内障，而且两只一一低，似乎总在瞅着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些男人看什么东西时就像瞧着那永恒，连那些女人也大概如此，手里搐地着祈祷书，仿佛那天主教的歌本上的圣母歌了她们的灵魂和睛里。

诗读完了…

当我们坐在宁城家里，外面下雨不去时，我丈夫也拿一本红丝绒加金粉封面、跟米拉达那本几乎一样的相册。我婆婆像米拉达一样努力将各个家成员以及那些亲戚们的相片和名字联系起来告诉我，她这么一页一页地翻着，不但那些名字一过就忘，那些彼此近似的相貌也记不住。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使劲将这些脸、材与名字联系起来，从十岁左右就努力记。他还特别喜翻阅这本外婆摆在两个窗中间桌上的相册。当外婆在啤酒厂仙逝，当圣母玛利亚在啤酒厂上空弯下来将外婆拽天堂时，就像我丈夫说的，他便上百次地翻着这本相册，可只能记住外婆和外公的脸，还有米拉达的几个亲戚。我只知，旧世界对我丈夫来说是个可怕的东西，他说他只要回想一下旧奥地利时期这些男人的目光，恐怕就得从窗楼或去卧轨，因为那时候的生活有它的规矩、有它的苦难，也有它的乐和意义。他指着相片向我介绍说，米拉达的父亲曾经是纺织厂的一位先工人，跟她母亲一样，也跟我丈夫的外公外婆一样，都是上班的普通老百姓。当布尔诺的第一批鹅仔上市，他们总要在星期天烤上一只小鹅。在犹太人开的纺织厂的工人，星期六从来不活，因为他们在星期五就已了个通宵，以便星期六能分而；去，有的回家，我那些远亲便到乡下去看望他们的兄弟妹。我们在米拉达这儿回顾了那时候人们一周的菜谱：比如说，吃熏时总要上黄瓜；吃小扁豆和豌豆也少不了黄瓜，星期五通常是带馅儿的小甜面包面糊黄蒿籽汤；星期日吃猪必得上圆白菜；吃卷心菜则上熟，晚饭是面包抹黄油夹酪，奥洛莫乌茨的酪，一罐啤酒，面包加细香葱、澄、和洋葱片，用半公斤熬成的汤。这汤今天已吃不着了，因为没有从前那了，就像我们再也吃不到炖排骨一样，还冒一粒粒的油，黄澄澄的。今天烤猪时也不像过去那样满屋香的，还透过窗散发到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