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糖厂了。我想回家。”“回家？”到我们住的伊莱姆尼采小木舍得步行一个钟头。在颁奖前那一瞬间就像魔杖显灵似的，那群失败者突然变得开朗起来，他们突然互相瞅了一眼，那张哭脸渐渐变得和气了，一个个地对他们刚才的表现显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昂起头，然后表现出他们已经克服了刚才那股丧气劲儿，走进优胜者中间，向他们表示祝贺，而且很诚恳，连他们的妻子也摇晃了一下脑袋，仿佛要甩掉那无谓的烦恼和痛苦，纷纷同优胜者们的妻子握手道贺。大家又都开始了欢声笑语，开始痛饮冰冻香槟和起着泡沫的葡萄酒，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社的流动小吃店的杯子斟了一杯又一杯，连那个挨咬了耳朵的人也过来向咬他耳朵的那位选手道贺。手里揣着香槟酒杯发誓说下次定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咬破他的耳朵作回报，让老天爷乎息怒气。我丈夫又在说教、又在低声给我讲解说：“小姑娘，等我哪一天带你到柏林、到东柏林去，我一定带你去参观帕加马博物馆，那里有一块希腊人战胜高卢人的浮雕，这种浮雕实际上是部电影，在那里有着希腊人战胜高卢人的漫长过程连环图，其中浮雕里最美的一段是当时有一个年轻的高卢人看到他们打了败仗时，先是用剑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将自己刺杀了。雕塑家们对被打败的敌人的这一同情是对希腊人打败高卢人的最大装饰。那个老年滑雪比赛杯该由那个被咬坏耳朵的人来获得…明白吗？”

第二天我留在家里。我丈夫却爱出去逛，他乐意独自走进冬天的童话，一个人到糖厂去解解馋，到什宾德莱尔磨坊去转一转。我却躺在家里，两眼望着天花板，老是看到那个因为打了败仗先是杀死妻子然后杀死自己的高卢人，而且我还看到那位雕塑家如何满怀同情和勇气想到要将这一组悲伤的群像放进这块本该只是歌颂胜利者的浮雕里去。我仰面躺着，望着天花板，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那时候的民族虽然可能更残暴些，但同时也更高尚一些，他们竟能对他们的手下败将寄予如此多的同情。我这么仰面躺着，从天花板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尽管我根本没参加战争，可我也属于被打败了的德国人中的一员，我曾经在劳教营中呆过，可是谁也不同情我，尽管我不得不在地里干活，吃茶点时我又不得不同德国人坐在一起。

离我们这些担惊受怕的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些女工。有一天我饿得要命，女工们吃着抹了黄油的面包，她们中间的一个看到我的眼睛时，便伸出那只拿着黄油面包的手，可是当我站起来，将手伸过去接那块抹了黄油的面包时，那女工却把子缩了回去继续吃。我当时很难堪地站在那里，德国女人们皱着眉头看我，女工们打着哈哈嘲笑我，没有一个人同情我。就像我丈夫说的，一报还一报，我这无辜者只得承受。但是那次有关黄油面包的情景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心里。后来我丈夫回来了，一股子啤酒味儿，他坐在床沿对我说：“小姑娘，那场老年滑雪比赛昨晚有个令人难受的结局：所有参赛者和他们的亲友们同时庆祝胜利与失败，一个劲儿地喝酒。快到半夜时分那些得胜者都去洗桑拿浴了。而那比赛的第一名，在大家都已离去之时还留在那里。早上人们没法在旅馆里找到他，于是跑到桑拿浴澡堂去看，发现他一半已被烫伤，晕倒在一块滚烫的离温石英板上。将他抬起来时，从他身上掉下来一块肉…小姑娘，活在这世界上并不那么简单啊…”大家都以为我丈夫是个有福气的人，说我能得到这么一个丈夫，哪个女人都得眼红我，以为跟我丈夫过日子准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事。

可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丈夫是一个很不安宁的人，总在游移，想呆在别的地方。他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快手快脚的，为的只是尽快了结，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又不满意，一心想着回到原来的地方来。我丈夫一直处在一种像在赶火车或赶着去看什么演出的状况中。穿衣服的时候也一样，我丈夫早就穿好了衣服，其实他从没穿好过衣服，连他妈妈也说，我丈夫穿衣服的时候总是缺少那的，总是边走边穿，经常得小心，免得磕着碰着或扎着眼睛，还得小心别把大衣连衣架一起穿到身上。他甚至连吃饭也着，老是看着窗外，老是不看他正在干着的事情而看着别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为了不用看我，便望着别处。当他偶然看我一眼，当我们俩的目光相遇时，我便看到他会因此而很别扭，一心希望我赶快离开或者让他呆在一个我不在的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