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回来有足够的时间，几乎一直到半夜，可以写点他需要的东西，可他还是那老毛病，赶上我在上班，他便又在利本尼逛，一会儿回家，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在院子里转悠，心里生闷气，觉得不会利用只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丈夫压根儿什么也不会，干任何事只会开个头而不能善终。他喜欢培植花草，也喜欢种莱，可是我经常去宁城，看到他的菜地里长满了杂草，实际上他的种植活动只是除草而已。然而每当我们坐火车，他便在车厢里大谈特谈他如何种花种莱，听得大家都惊讶不已，有的娘儿们还拿他给她们的丈夫做榜样，说我丈夫多么会种出漂亮的圆白菜、生菜，多么多么会栽矮苹果树和莱茵克洛德李子树。

这只是因为我丈夫虽然什么都种，但他最乐意读那本《桥头空地种植手册》，所以总是能把荒芜得长满的杂草除掉，仅此而已。连我们俩的房事也是这个样子，我总是请他在做爱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事儿上，只想着做爱不去想别的，别去想明天的事儿。可我丈夫很不耐烦呆在床上，完事之后从来也听不到他发出点什么声音来，他从来不说点关于这事儿好听的话，或者讲述点什么，就这么干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望着由炉灶上裂缝的滑石反射到天花板上的活动亮斑。在要干这档子事儿之前，他倒是很来劲，野得像头公牛，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扯开我的睡衣，就得马上干、立即就干，仿佛他有多么多么爱我，我必须现在就成为他的，恰恰在此刻而不能拖到任何别的时刻。

可是后来，等他那股劲儿一过去，当他仿佛从神志不清中苏醒过来，当他从一种不仅在脑子里而且在四肢里的什么闪电般的冲动中回来，从这种急速剧烈的房事中苏醒过来，当他重又回到堤坝巷24号这个房间的床上时，他便立即爬起来，用毛巾、小手帕和有洞眼的窗帘擦干净他那玩意儿，背对着我躺着，望着任何别处，就是不看我。我知道他在这一瞬间感到更加孤独、更加不幸。这一瞬间他也许希望能够穿好衣服到什罗斯堡小酒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就像他在上班的时候那样。我随便什么时候去到他那焦街，他总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总是从胡森斯基提着一罐啤酒回来，总是在什么地方吃烤肉卷，以便回来有力气再打那些废纸包。过一个小时又得上别处去而不呆在他现在正呆着的地方。我丈夫也爱烧菜，但他的烹调手艺绝不像他吹嘘的那样好。

他在朋友面前大讲这个莱如何烧那个菜如何炒，那都是从烹调手册上看来的或从他妈妈那里听来的。大家都把我丈夫看做高明的厨师。我知道，他烧什么都不成，总是烧煳，因为他在烧菜的同时不是看书就是到哪个小酒馆去看贝比切克在不在。我虽然在家里，可我也在看书，等他回来菜就有点儿煳了。还总是缺少点儿什么，于是他便靠莫明奇妙地放很多调料来弥补，把一个普普通通的红焖牛肉烧成了一种中国味儿的菜。赶上那红焖牛肉一烧煳了，我丈夫便自已打圆场说正经的红焖牛肉就得烧煳一点儿，于是他的朋友门，有些厨师便用泥瓦匠的铲子将红焖牛肉的煳锅巴从平底锅上刮下来吃，不过必须往上面喷点醋。这就是我丈夫干的事儿。厨师们常常在一起谈到怎么烧红焖牛肉时，他听着，点点头，闭上眼睛，到最后问一句：“最后该怎么办？”谁也答不上，我丈夫便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笑着说：“最后得喷一丁点儿醋，这么一丁点儿，就像往内衣上洒香水、用手指头弹圣水那样。”

我丈夫于是被公认是最棒的厨师，可我常笑他。不过当他在家里这么多次把红焖牛肉烧坏时，我已经没法笑了。有什么办法呢，我有的仿佛不是丈夫而是一个傻孩子，或者有一个从下贝什科维采精神病院凭担保书借用过星期六的丈夫。总而言之，我丈夫总是忙着往别处赶，总是心不在焉，总觉得别的什么地方突然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会为他显现什么，一个什么句子会降临到他这儿来，而他则因此得救，会因为这个独一无二的句子而成为顶尖人物。我跟他结婚一年后发现，他吃饭也这个德性，从来都不跟别人一样，睡觉也不跟别人一样。他上班的时候，总是在上午就吃完了午饭，要不就一直到下班才吃。他从来不在家吃早饭，即使不得不跟我一块儿吃早饭，便只呷一口咖啡，同时抽三支美国香烟。然后总是脸色苍白，身体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