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说那里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有上两百顾客，因为布拉格人喜欢全家到这里来郊游。我在这里只游过一次泳，因为那次我从河岔的水里钻出来时，身上粘着一个恶心的避孕套，我气得把它扔得老远，我丈夫笑得尖叫起来，呆在旧船上的男孩们也哈哈大笑着从船上往河里撒尿。我丈夫还对我说，有个住在什瓦布基名叫萨尔茨曼的老太太专靠早上在什特拉斯堡附近山麓下码着木柴的篱笆旁、在太阳街上捡那些到处扔着的避孕套为生。她将它们清净卷好，放在一些粉红色或蔚蓝色用来装情书有香味的信封里，到晚上再便宜卖给什特拉斯堡的姑娘和婊子们、拉巴罗马小卖部的野鸡们和站在尼特拉旅馆门口的娼妓们，那里有一到两个小时的房间出租。

如今我们躺在这里，我丈夫突然向我谈起当年他小时候，在日德尼采的小屋里从窗口观看出殡的情景。后来跟父母住在波尔纳时，他参加了每一次的出殡行列。穿着缝有金扣子的红色短外衣，戴着插羽毛的礼帽，作为哭丧队的一个成员参加送葬。他紧跟在哭丧队的后面，他们一哭，他也跟着哭，跟着哭丧队伍往前走，因为他热爱那出殡乐队，热爱那金灿灿的小号、有活塞的短号和黑管，热爱整个出殡行列摇晃的步伐，大家都左右一致踏得重重的步伐，按照哀乐的节奏、在耀眼阳光的照射下前进。队伍进了墓地便停止前进，哀乐仍在演奏，人们和我那位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丈夫按照这哀乐的节拍踏步站在这坟墓的一旁，牧师和侍祭们站在坟头，送葬的人们在墓坑四周围成一圈，黑棺材停在两块厚木板上。当殡仪馆工人从车上抬出这棺材时，人们便献上花圈和花束。然后一片静寂，教区牧师讲话，后来又有一个手臂戴着黑纱的人讲话。所有送葬的人都摘下帽子…我丈夫在港湾岸边给我详尽地描述着：“我也脱下礼帽，也跟着那些死者亲属一样哭着，根本没法看见他们的脸，因为他们都裹在黑纱里。随后牧师将侍祭递给他的水盘里的圣水洒在棺材上，接着有个人挥一下白纱巾，乐队开始演奏告别哀曲，四个穿得像元帅一样的殡仪馆人士提起帆布带子，将棺材放进墓穴里。那些死者家属、几个穿戴一身黑的人活动起来，仿佛要扑上棺材，仿佛要跟着死者进到墓穴里去，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响起一阵号哭声和喊叫声。总有——个穿黑丧服的人瘫倒下来，另外两个穿黑丧服的人不得不使劲扶起他。

牧师用挖坑人递给他的铁锹扔几锹土到墓穴里，随后我们便一个挨一个地边走着边扔一锹土到墓穴里，土块儿像敲鼓一样地打得棺材啷啷直响。接着，牧师跟死者家属握手，跟他们轻声说上几句什么，便第一个离开坟地，随后送葬的人也纷纷离去，乐队已经走到了坟地门口，掘墓坑人将钱放进口袋，我又戴上帽子，带着哭红的眼睛站在殡仪尔队旁边，送葬的人列队走在乐队后面，演奏过哀乐的同一个乐队如今奏出了进行曲，所有送葬的人、所有回城去的人如今伴着这进行曲迈着统一的步伐轻松愉快地行进着。小号、有活塞的短号和黑管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像我们哭哭啼啼走到坟地那样，如今又高高兴兴地走回饭馆，在那里为死者干杯，我们大家都再没有眼泪，彼此望上一眼，微笑着。曾经站在坟地门前的乐队，如今站在饭馆门前，演奏着欢快的歌曲，我们挨个儿走进这暖洋洋的饭馆里，乐队最后走进里面，乐师们坐在一张桌子旁，我每次都跟他们坐在一起，我成了一个公众共有的孩子，谁都喜欢我，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乡下小孩…”行驶在利本尼桥上的电车铃叮当作响，我们躺在旧舱船旁的草地上，男孩们已在那脏得教人恶心的水里游泳，他们不停地钻进水里，一直游到拴着装载苹果的船只的粗绳那里，然后又从那里游回来，再游去，然后回来…呆在岸上自然冷些，男孩们全身发紫，他们蹲在地上，紧握着的手塞在下巴底下，牙齿直打颤，尽管披着毯子、短外套和衬衣，可还是暖和不过来。为了好受一点儿，他们又从旧船上跳进水里，一直拍打到冻得发抖了为止。我们一直躺着没再下水，天黑时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