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画我不复制。将来，会有一天它被再次展出，而我早已离别了海军。但是，我希望那一天海军能因它而自豪；能为有过我这样一名为海军献出过赤诚的战士自豪。

我决心离开这次驻牧的海军，重新开始我天性喜爱的游牧生活。这个决心是以我的第三幅作品表达的。

这是一幅写实油画。尺寸是60×40cm。画布质薄，好像有些化纤成分，阴天下雨时画布发潮变松。画面是一个牧人骑一匹褐色瘦马，拖着一根乌珠穆沁式长马竿，背影佝偻，走向一片前途未卜的黄昏。题为《太阳下山了》，作画时间是1989年6月下旬。

画时我忘了自我。原来还想在鞍上挂根“阿拉木伽”（出远门的绊马绳），鞍后捆条毯子，后来怕琐碎舍弃了。总画不好近景的枯草，恼得我恨不得拔些草用胶粘上去——摇曳牧草，从来是草海送别的语言呵。画时我听着冈林信康的两首歌，《两手空空》还有《和幻想的翅膀同逝》。调着油彩，怅然无依。听着“和昨天已经切断，如同一个孤儿。把脚迈在哪一步呢，长夜才刚刚来临”画几笔；再听“不，我已经厌烦了，再不愿看这个世界一眼”又画几笔。这是我度日的唯一方式：沉默，作画，而且只想用最写实的笔触，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忍住。

油画《太阳下山了》伴我度过了可怕的精神折磨，也使我比较认真地练习了一遍油画基本功。为了达到“信”我暗暗希望在我放开闸门让自己的风格冲出来以前，一定要练练基本功。我这样完全没有经过油画训练的人，能够画得“像”无论如何是件要紧事。但是更重要的不在于此，《太阳下山了》里那个背着人的牧人身影勾我快走；20年前在内蒙古大草原的艰辛自由部随笔——浮荡着，等着我。

在这个6月以前的一个月，我住在西北民族学院招待所。有一天深夜有人敲门，进来一个不认识的瘸腿青年。我刚要发问，他突然用蒙语开口了。蒙语于我是法律，我马上沏茶敬客。

他是一个西部蒙旗的青年，对我的作品精熟无遗。聊了一会儿高兴了。他突然问：“您为什么进军队了呢！”我呆了：我戴着回民的白帽子，刚从宁夏农村度了斋月出来。他那口吻里有一种不满，好像我背叛了一种他刚刚好不容易批准了的、在他看来太贵重的骑手形象。

我画着，心里强烈地想念着他。我的亲爱的蒙古小弟弟，谢谢你为我寄存我的形象。我承认你比我深刻，请把你珍藏的还给我吧。哪怕穷愁潦倒，哪怕走投无路，我永远也不会再放弃一个走马狼人的形象了。读到这篇散文后请通过《收获》来一封信，我要寄一张《太阳下山了》的照片给你，愿你的病腿康复。

那么，对于我的残生来说，回民的哲合忍耶，便是唯一辉煌灿烂的存在了。

徘徊的沉默，微甜的孤独，也许是油画导致写实的原因。我画那幅远离而去的骑手时，久久沉浸在一种茫然的漫想之中。没有结论，没有边际。画是为了想，而想时便在画。那种画需要时间，那种色彩大概可以说是细致而柔和的。色彩也茫然无依，听天由命——骑手头上的天空只潦草涂了一遍底子，便觉得恰到分寸，不敢再改一笔。就色彩——我用油画笔追求的新语言来说，那幅画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建树。我只是透过它思索；或者说用完成它的过程来完成自己的抉择。

无疑，对我本人来说——无论抉择、结论、解救都只可能是哲合忍耶。

哲合忍耶，生我如此一腔血的中国回教最英勇最受难的教派！暴政的挑战者，奴隶传统的破坏者，正统中庸的异端，底层民众的义旗，伊斯兰及一切真正信仰者的光荣——想到它，我便沉入狂醉痴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