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感叹他未见好德和好色者，他真笨！把德色合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谓之性"，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论语》记孔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

可见孔夫子羞答答力有未逮的，我李敖都代行之矣！所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既可得而闻李敖的文章、又可得而闻李敖大谈其性，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为了传布这种福音，我是在很困难情况下突破禁忌的。例如我以裸女做书刊封面，宣示理由有三：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图片以外，我喜用"性文字"，更是古今独步，但在突破禁忌中，有过有趣的过程。我为党外杂志《前进》写稿子，原稿明明骂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连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总编辑耿荣水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扒扒的"裙带关系"四个字，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立刻被我写文教训，我说：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一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

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i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大失真了。

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大生殖器的家伙）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非全身压住的性交姿势）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噗归真、实在该冲决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后来，我不但陆续建立新词汇，并且写了谈xx巴的《且且且且且》及谈屄的《也也也也也》等怪文，当时台北市议员陈水扁且拿在手上，向市长杨金朴质询，问这种新观念的好文章，你市长看过没有？杨金朴登时大窘，怪陈水扁不可把李敖这种文章登上大雅之堂，杨市长那副假惺惺的鬼样子，惹得哄堂大笑。多年以后，我又贾其余屌，居然在《李敖回忆录》中登出正面全裸写真照来了。中国人有史以来这样干的，李敖确属第一。人或有问，我笑道："就是做给他妈的国民党新闻局看，你敢办老子吗？就是做给他妈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看，你们自以为又新又有勇气，但你们敢吗？"因为照那张裸照时，正值冬天，且在冷风中露天洗冷水浴，依热涨冷缩原理，相片照出，未免不够大。出书后周玉寇在"飞碟电台"访问我后，打趣说："你的回忆录我看过了，很小。"我警告周玉寇："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很小，是照片本身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