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第二次。两年前（一九八二年）我出狱，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揭发监狱的黑暗，那一阵子，反倒是《联合报》登了两边的话，虽然也比例不对，当时《中国时报》登的，却是法务部那边一面倒的骂我的话，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三次。今年又来了，《时报杂志》又一面倒登宋英诽谤我的话，按照最基本的新闻处理原则，要登，也得向胡虚一和我查证一下吧？可是却全无此等基本手续，就悍然登出，并且一登再登，胡虚一写信更正，第一次是擅删其信，第二次是根本不登，甚至连礼貌上不登的原因都不打个招呼，这未免太目中无人了，这又是不公正的报道，余先生恐怕又忘了——这是第四次。多年来，每在国民党想用舆论斗臭我的时候，《中国时报》部无役不与，现在余先生说多年来《中国时报》一直给李先生做公正报道，我李先生实在不敢相信。我跟柯、简二位又说：余先生和你们各位，都没做过第一大报的受害人，不在局中，不知其苦；相反的，高高在上，享受官方只许我办报不准你办报的独占，自然就久而不觉其错，余先生说他对我…直公正报道的心理，是我可以理解的，大权在握的人，没人会在内心里使自己不平衡，余先生当然不相信他自己是不公正报道的人，虽然事实。匕焦头烂额的总是我们。《伊索寓言》中青蛙向小男孩们抗议，说对你们是运动、对我们是玩命；《聊斋》中蝴蝶向县大爷抗议，说对你是赎罪工具，对我们是虐待死亡。这些对比，都说明了双方立场不同，看法的差距是多么大，我并不奢望余先生采取我的看法，但是我必须使他多少要觉醒到，《中国时报》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清白、那佯公正，下少对李敖绝非如此，他的看法错了。我承认余先生说索来钦佩我的话是很诚意的，我承认他对我的理解比其他国民党人员高明得大多，我也承认他在我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时对我十分礼遇，我甚至感谢我结婚那天余先生余夫人到我家来看我，请我吃饭…但这些私谊，在风狼来时，似乎都无助于双方的毫不容情。多少年来，我在外名誉这样狼藉，拜第一大报的榆扬之赐，恐不在少，而其中波橘云诡，变动无常，也颇足警世。国民党"文工会"主任楚嵩秋、"新闻局长"宋楚瑜请我吃饭那次，余先生在座，说《中央日报》曹圣芬连李敖卖书的广告都不登，未免使本党示人以不广，请楚主任向曹圣芬关照：但是曾几何时，第一大报也一样广不起来了。当《中国时报》拒登我的广告，出版社方面请我直接写信给余先生关照的时候，我说何必呢？余先生自己，会不知道吗？

我跟柯、简二位又说：在国民党大员中，余先生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毕业中央大学，又留学英国，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国名将录》里说他是"年轻、英俊和富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少年得志，官拜中将，在我们家乡任东北行辕政治部主任兼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可说是一表人才。但他暗投在国民党的大洪炉里，他就无法不和国民党一样，国民党祸国，他有份；国民党丢掉大陆，他有份；国民党办报言人，他有份。他的身世，真令我有"卿本佳人，奈何从贼"之感，我真为他可惜。请你们二位转告余先生。

柯、简二位面有难色，我笑着说，在《中国时报》的畸形权力结构下，我真怀疑你们敢把我的话转告余先生多少，但是余先生不明真相，他又何从知道他错在哪里呢？

今天凌晨四点就醒来了，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我跟余纪忠交情一回，还是由我亲自写封信给他吧！于是我就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把对柯、简二位谈话的内容写得更精确一点、仔细一点，就是上面这些话了。

去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给黄少谷先生的又一公开信》（收在"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十九册），最后说：

…回想半个世纪前，新闻界没有封杀你，因为你可以办报，"军阀"允许任何人办报，可是在"大有为政府"的今天，反倒不能办报了；又回想半个世纪前，司法界没有被这样污染，国民党员罗文干遭到政治迫害，"军阀"允许司法方面不配合，可是在"黄少谷主持司法院"的今天，司法方面的"言之痛心"，反倒愈来愈重了！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新闻界和司法界，半个世纪来，是不是开倒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