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探求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一个偶然机会里，我突然主动地问李先生说：“李先生，如果章校长来见您的话，您会不会给他难堪啊？”李先生笑着回答说：“他来了是我的客人，我怎么会给他难堪呢？”听完李先生这类似“保证书”似的回答，我暗自窃喜，似乎看到了二人会晤的远景，李章会谈已成功了一半。

一旦想法确定以后，我们就分二方面去行这件事，一方面是促成校长与李先生的会晤，另一方面是皂箱社的成立。有时候夹在二个大人之间作穿针引线的工作，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质有儿像介绍人，又有儿像媒婆，如果要让双方一拍即合，甚至是情投意合的话，那是需要下一番工夫、一番脑的。首先，我们必须让双方达成一致的共识与焦——会晤的共识与晤谈的焦。因为，有了会晤的共识，才会有晤谈的焦；有了晤谈的焦，才有任教的可能，所以我们诚挚地希望，双方彼此要都赢了里，也都赢了面才好。

接下来，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在孝慈校长的上，透过许多的聊天机会，我们经常向校长谈起敖之先生，觉得李先生很有才华，可惜一直被埋没了，如果东吴有机会请李先生来学校教书的话，那不是很好吗？刚开始几次，校长总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说：“再研究、再研究。”于是我们就找了一堆李敖先生的著作，让李敖的作品自己说话，当我们拿给校长李敖最新作品——《北京法源寺》时，他终于忍不住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李敖的书对我影响很，很多李敖写的书我都有。”可是当我们一步建议他和李先生个朋友，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他又开始笑而不答，不置可否地看着我们，那时我们想校长可能有不便之，所以也没好再问下去，可是当他看完《北京法源寺》一书时，他曾对我们说：《北京法源寺》写得真好！真是一本才之书，李敖真是有才气！”当时校长对《北京法源寺》一书及李先生的评价由此可见一斑。

在此同时，包斯威尔所写的《约翰生传》带给我莫大的动与鼓舞，乃将李先生比拟成约翰生博士，而以包斯威尔自勉，我经常为李先生渊博的知识所折服，我和李先生往认识愈，愈是为他所受的际遇到不平，我不懂，野有遗贤，何以不察？“国有”将才，何以不举？我觉得忽视人才，就是埋没人才，我年纪虽轻，能力有限，可是如果透过校长的关系，或许能缔造一个“为国举才”的机缘，那也未必可知。我实在不宜妄自菲薄，看轻自己，于是想请李先生任教于东吴的想法形乃慢慢就此形成。此外，据我们的观察，如果能由孝慈校长主动面聘请敖之先生到东吴来任教的话，是一件再合适不过的事，于公，章太炎、傅正二公曾任教于东吴，李敖之于东吴，有前例可循，任教一事，似无不可；于私，李先生和校长“两家渊源”很“久远”由孝慈校长面请李先生任教一事寓有很的涵意。

表现在演讲会上，私下里也能片言解纷、化窘为夷。

我打从中开始就是李敖丛书的忠实读者，我的好友阮登科知我很佩李敖，于是介绍我去听一场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所举行的敖之先生的讲演，在听完李先生那彩的讲演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和李先生认识，于是我使所有的看家本领来“对付”李先生，我凭着“死缠烂打”“厚脸”的神向李先生纠缠不清，又复以“缘随愿生”的箴言自勉，在经历一番“坎坷”的际遇后，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终能渐渐赢得李先生对我的信赖，并而建立起相当的友谊。

由于“被封嘴”的情况渐佳境，各路人请我演讲的也此起彼落，其中以吕学海的“社会大学”最有计划。有一次他请我在太平洋崇光百货楼演讲，一个东吴大学法律系学生黄宏成去听了，听后大为动，觉得这么优秀的李先生，我们东吴大学真该请他来执教，由于黄宏成有无人可及的锲而不舍的本事，最后竟被他一手促成。此中经过，他有回忆如下：

校长和李先生二人单独

在1993年3月上旬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我看见校长自商学院大门步，由于校长手中没有拿伞，所以冒着风雨向法学院走去，我一瞧见校长淋雨，就赶跑到校长旁为他打伞，校长见我为他打伞会心的一笑，我当时觉得机不可失，于是笑着向校长报告说：“校长，我们找个机会认识认识李先生吧！校长和李先生见面，就是李先生的客人，李先生是绝不会令校长难堪的。校长，我是您的学生，您要信得过我呀！”校长有成竹地说：“李先生是位明理的读书人，怎么会给我难堪呢？其实我非常非常尊敬他，你就先帮我的个时间，再请秘书联络我好了。”我听了校长这么快的回答，连跑带叫地跑了篮球场一圈，看到校长礼贤下士的气度，想到章李会谈的成功，心中真是欣喜若狂，无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