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面的时间是约在3月26日，地点是约在敦化南路上的金兰大厦，校长准备一套婴儿服及小朋友玩的画板，送给李先生的儿子当做见面礼，李先生则以《北京法源寺》一书回送给校长，并于书中题了一首诗给校长，这首诗这样写着：

台海一岛，法海真源，

我与孝慈，走过人人前。

当我将二人送作别时，曾询问双方是否可以照张相留作纪念，结果校长答以不方便，而作罢。如今校长卧病在床，没能将他们二人留下一帧可供回忆的照片，是我们一直感到遗憾的事。当晚校长请李先生到胡须张吃鲁肉饭，事后他们两人都告诉我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聚会，由于这次聚会的成功，使我们信心大增，相信敖之先生任教于东吴已指日可待。

在这段期间，石齐平老师、肥皂箱社的许多同学们，像陈敬介。阮登科、齐祖燮、邱惠婷、邱惠敏、张淑贞、洪淑蕊…都给我们莫大的帮忙与鼓励。而李先生也曾受我们之邀莅临东吴来演讲，在演讲期间也到过校长办公室聊聊天，回拜校长，并曾送了一幅章太炎的字给校长，以示对校长来访的答谢。

于是这件“偶然”的事件，就在校长礼贤下士、敖之先生枉自委曲，以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横冲直撞下完成了。

早在1988年8月28日，因报上传说章孝慈以大学教授之尊，热中起实际政治，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了一篇短文——《给章孝慈上一课》，文章最后说：

二十多年前，在美国新闻处副处长司马笑的家里，叶公超就向我说，他加入国民党，原希望他两脚踩到泥里，可以把国民党救出来，结果呢？他不但没把国民党救出来，反倒把自己陷进去，言下不胜悔恨。章孝慈也许以为他出来搞政治，可以得乃父之余荫，但是他该知道，与其得先人之余荫，不如自己在一旁纳凉。当年袁世凯身败名裂而死，他的儿子袁克文鬻文卖字为活，寄情于昆曲山水，培养家中的书卷气，最后他家老三袁家骝与媳妇吴健雄都成为物理学家。这种光宗耀祖，岂不比搞实际政治更多收获？

足见终老学术，才是上智，愿章孝慈勉之。四年后（1993年3月26日）章孝慈到我家，首先谈到他当时读了我给他上一课，就想结识我，因故未果，四年后有缘拜会，得偿宿愿。他来拜会后，在4月2日《中国时报》上自己发出讯息说：

我最近和李敖聊天，他问我敢不敢聘他到东吴授课，坦白说我正慎重考虑，很多人讨厌李敖是印象式的反对，没注意其论著资料的丰富和架构的严谨，大学就要容纳各种声音，我在当法学院长时，自由派的李鸿禧、蔡墩铭、林山田和最保守的大法官，都被我聘请来授课，院内各路学派都有，让学生自由选择，大学文化也就丰盈了，后来我转任教务长，他们一个个离开，我现在想来都觉可惜。

到了6月7日，章孝慈请我在福华大饭店早餐，敲定我去东吴；十九天后，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兹敦聘李敖先生为本大学兼任特聘教师”我在6月底寄回“应聘书”接着是填各种表格，表格中“著作栏”中我填的是：“不胜枚举。”“若干老师反映班级人数过多，影响教学品质，故调查各老师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我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就这样的，我去了东吴。

去东吴前，在5月4日，我在校本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如何反对章孝慈》，学生们贴海报，一路从校园里贴到校门外，这一演讲，算是一场“下马威”；9月对日，我上课那天，教室内外也形成挤挤挤挤场面，我在头一堂课先花许多时间骂章孝慈的爷爷、骂章孝慈的爸爸，然后才进入正题。海内外舆论报道我上课盛况，当晚“中国电视公司”也播出了。

9月21日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