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大还是比孔小，孔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比孔大，孔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这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本来，他连这几个字也不愿意写下来。因为一写，就必须框范、限定，而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写，又必须为了某名而归类，不归类就不成其为名，但一归类就不再是它本。那么，如果完全不碰、不

老否认自己有伟大的学说，甚至不赞成世间有伟大的学说。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长揖作别。

老。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向老问了什么，老又是怎么回答的？

照老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天下。因此，最好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的旷野。

孔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的仁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他的使命是教化弟，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认真说起来，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应有凤鸾长鸣。不那天是晴是，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三

我觉得有两说法比较有意思。一说法是，孔问老周礼，老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说法是，老以长辈的份开导孔，君要藏不，避免骄傲和贪。

鲁迅后来在小说《关》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这是于“五四”这代人对孔的某成见，当然更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如果真有第二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在故乡鲁国，远在洛的老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带有车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是完全有可能的。

他们都非常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的超脱和孔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我相信孔极有可能向老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孔家语》、《吕氏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于一心理分析：儒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盛尚且不想否认孔曾向老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他觉得最伟大的学说就是自然。自然是什么？说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说“可，非常；名可名，非常名”

今天在这里，老更明白自己是老，孔也更明白自己是孔了。

记得去年在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比孔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一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和太史儋当同一人。老曾经西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太史儋关的时间是在孔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据《老》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之后。我的观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照老的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书中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情况。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理员，史书上记载他的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多么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一般的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