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而每一个不一样又都与他边的江、脚下的土地有关。

直到今天，很多文学史论著作还喜把屈原说成是“国诗人”这也就是把一个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学定位前面。“国”？屈原站在当时楚国的立场上反对秦国，是为了捍卫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权形式，当然合情合理，但是这里所谓的“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不应该混淆概念。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诉求，反而说成是“国”呢？

相比之下，雄浑、苍茫的黄河域就没有那么多奇丽，那么多掩荫，那么多自足，那么多个。因此，从黄河到长江，《诗经》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变成了屈原式的悬崖独曲。

三

代表的资格无可争议，因为即使楚国可以争议，长江可以争议，政见可以争议，学派可以争议，而诗，无可争议。

我一直觉得，很多中国文学史家都从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请想一想长江三峡吧，那儿与黄河域的差别实在太大了。那儿山险路窄，通不便，很难构成庞大的集行动和统一话语。那儿树茂藤密、产丰裕，任何角落都能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让他独晤山、静对心灵。那儿云谲波诡，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发神话般的奇思妙想。那里开落，有神，很难不让人顾影自怜、借景骋怀、伤情。那里江湍急，惊涛拍岸，又容易启示人们在柔顺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

大家都在惋叹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坛上被排挤，抱怨楚国统治者对他的冷落。这些文学史家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受君主重用，没有受到排挤，世界上还会有一个值得每一中国文学史都辟专章专节来恭敬叙述的屈原吗？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作为

如果说，《诗经》曾经把温煦的民间礼仪化作数百年和声，藉了黄河域的人离和世情失落，那么，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个人，没有和声。他一意孤行，拒绝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于是，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着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致的玉佩，脸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这么一个模样现在诸百家风尘奔波的黄河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请注意，这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个形象现的伟大诗人。《诗经》把诗写在万家炊烟间，屈原把诗写在自己的心上。

这位诗人不仅生在长江边，而且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有概括力的三峡，更有一象征意义。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是一必然。

中国文化人总喜以政治来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他们不知：一个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连文学史也失去了文学坐标，那就需要把惋叹、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我多次坐船过三峡，每次都要满心虔诚地寻找屈原的生地。我知，这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经过无数次谈判后才找到的一个集。

其实屈原在从政游历的时候也到过黄河域，甚至还去了百家会聚的稷下学（据我考证，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当然不是这副打扮。他当时的份，是楚国的官吏和文化学者，从目光到姿态都是理化、群化、政治化的。稷下学里见到过他的各家学人，也许会觉得这位远而来的参访者风度翩翩，举手投足十分讲究，却不知这是长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迟早还要以他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把更大的范围也代表了，包括他们在内。

如果说，《诗经》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那么，屈原则首次告诉我们，什么叫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