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迁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前，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旅行家。

历代中国文人虽然都熟读《史记》，静静一想却会觉得无颜面对那盏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后不知何年何月最后熄灭的油灯。

二十岁开始的那次漫游，司迁到了哪些地方？为了读者方便，我且用现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那年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其他人类文明回来，曾到黄帝陵前祭拜，我撰写的祭文上有“禀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过壶瀑布，黄河上下冰如砥，我也向着南边的龙门默念祭文上的句。因为在我看来，黄帝需要禀告，司迁也需要禀告。

甚至可以说，司迁就是一位无可比拟的“文化君主”我对他的恭敬，远远超过秦汉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金戈铁、王霸、市声田歌都在这里会聚，而全会聚的起却是那样一位男：苍白的脸，失去光彩的神。

我还会在各有关中华文化的豪言壮语、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这浩之气的来源——汉代，那些凉气人的孤独夜晚。

二十六岁，他刚

这次漫游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很低的官职——郎中，需要侍从汉武帝巡了。虽然有时只不过为皇帝守卫、侍候车驾，但毕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别人看起来相当光彩。而司迁兴的，是可以借着侍从的名义继续行。后来，朝廷为了安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曾派他这样力壮的年轻小官使，他就走得更远了。

司迁是二十岁开始漫游的，那一年应该是公元前一一五年。这里现了一个学术争议：他究竟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意见。

二十三岁至二十四岁，他侍从汉武帝巡，到了陕西凤翔，山西夏县、万荣，河南荥、洛，陕西陇县，甘肃清，宁夏固原，回陕西淳化甘泉山。

路程，既衡量着文化质，又衡量着文化责任。

继续南行，到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以及安徽宿州，拜访陈胜、吴广起义以及楚汉相争的诸多故地。这些地方收获最大、受最，却因为贫困，路途不靖，时时受阻，步履维艰。

三

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五岁，他使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从西安发，经陕西丹凤、河南南、湖北江陵，到湖南长沙，再北行访屈原自沉的汨罗江。

这是汉武帝的时代，剽悍壮是整个民族的时尚。这位从一生就听到了黄河惊涛的青年学者，几乎是以无敌剑客的心态来完成这次文化考察的。从他的速度、步履和兴奋状态，也可推断他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悟。

因此，要读他笔下的《史记》，首先要读他脚下的路程。

然后，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访九嶷山。再经沅江，至长江向东，到江西九江，登庐山。再顺长江东行，到浙江绍兴，探禹。

摆脱困境后，行至河南淮，访申君故地。再到河南开封，访战国时期魏国首都，然后返回长安。

博学、健康、好奇、善学，利用各机会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个时代走得最远的青年学者。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睛，使以前读过的典籍活了起来。他用辽阔的空间来捕捉悠远的时间。他把个人的游历线路作为网兜，捞起了沉在底的千年珍宝。

我曾无数次地去过西安，当地很多读者一直问我为什么不写一篇有关西安的文章，我总是讷讷难言，心中却一直想着西安东北方向远滔滔黄河边的龙门——司迁的生地。我知韩城还有司迁的墓和祠，却又无法预计会不会有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迟早还会去一次。

由浙江到江苏苏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苏淮，访韩信故地。然后北赴山东，到曲阜，恭敬参观孔遗迹。又到临淄访齐国都城，到邹城访邹泽山，再南行到滕州参观孟尝君封地。

这次漫游，大约费了两年多的时间。照当时的通条件，算是快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男疾步行走在历史遗迹间的神情。他用青的力追赶着祖先的脚步，本不把任何艰苦放在里。尤其在楚汉相争的故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却也因为心在古代而兴致。从后来他的全著作中可以发现，他在贫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万丈豪气、千里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