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骗局本来很容易通过法律手段来揭穿，但我想到爸爸的人生态度，还是没有起诉。

我把十年的大门彻底敞开，任那么多极不友好的人士在里边东敲西打地盘查了一千多天。对此，我骄傲，又遗憾。骄傲的理由不必细述，而遗憾的理由却是那些人不理解的，但一切真正的作家都懂。

。

曾有很多朋友一再鼓励我，到法院起诉诽谤者。理由是：任他们猖狂，天理难容。

也有很多朋友反对起诉。理由是：让他们名，何苦来着。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的镜的圆脸矮个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的瘦个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然而“石一歌”事件总需要有一个了结。我的了结方案是这样一个声明：

一个作家，如果在一场民族大灾难中合情合理地了几件值得切忏悔的事，那该引发多少刻骨铭心的彩文章啊，实在是求之不得，但我由于父亲的原因连那样的事的机会都没有，至今只能时时扼腕。

已经决定不起诉的事情，对方再闹，我也不会改变主意。从北京余某和上海《文学报》挑起“石一歌”事件至今已经整整五年，我知在这漫长的日里，有一批人始终在见针、细无遗地排查我在“文革”期间的全言论和行动，据说把十年间的每一个月都排了个遍，更没有放过北大胡传的所谓多少篇文章。凭良心说，全中国知识界有几个人经得起这样排查？但是，排查我的结果如何，他们自己心里明白。

他的这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我比他好奇。为什么法院恰恰造在隔离室和墓地中间？为什么正好现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缩肩跺脚的地方？

“石一歌”事件发展的最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漏了一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纔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文章还故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还是没有。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父亲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父亲在“文革”十年中受尽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待到“文革”结束“四人帮”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原的读者。

爸爸原谅造反派这件事，我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过。据当时发表的记录，我是这样说的──

我一直没有起诉，理由却与爸爸有关。爸爸在“文革”中受了那么多苦，最后却原谅了迫害他的造反派。这事比我在院长期间为造反派学生解脱困难多了，因为被爸爸原谅的，是整整威胁了我们全家十年之久的狰狞脸谱。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事件也没有起诉。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下了泪。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到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