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事件已经闹腾了整整五年，影响遍及海内外。为此，本人要对这一事件的两个主角、三个配角，发出悬赏。

这五人中的任何一个，从本书出版之日起再顺延一百天，只要能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任何一篇、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同时，把揭露出来的文字向全国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它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

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纔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