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小说集》的版得助于山版社的慷慨，让他不必考虑成本，使他一举用了五个颜，最后还力争把平装变作装。正好这书的印刷厂就在我们所住的城市，封面印制时，他每天都去工厂和工人师傅一起调，研究“压板”的次序。这本书终于使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父亲若是个书籍装帧家，也许该通过这本书走红了。但我还是认了这书在工上的不足，便是书脊的不规矩。过多的浆糊把装用的白板纸浸粘得起了许多坑洼。我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把好这最后一关，父亲说：“莫非我还能去死盯着几个女工粘书？”后来这本书被选送香港国际书展，我还随着它参加了在奥斯陆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女作家书展。在奥斯陆大学书的展厅里，我还是只盯住书脊上那几个坑洼，想着那里有过多的浆糊，甚至发言时都变得语无次起来。我多么愿意它不带这坑洼，和我一起站在这大厅里。是地球人创造了书，又是书带着地球人去世界各地聚会，它原本要比人堂皇得多才是。

韩羽来了，我还是把一本选的书托给他。他起我父亲的镜左看右看，父亲在一旁撺掇着净说这书的好话。韩羽到底称赞了这本书，但我总觉得这称赞是有保留的。

也许我总在挑拣的本不是书吧，那实在是一心理的挑拣，自己挑拣着自己的心理。只因为书原本应该比人更堂皇。

《玫瑰门》的设计者极认真，但我还是趁在作家版社开该书的讨论会之机，不忘从会场溜来找到编去挑剔些什么。一位谦逊的编认真地听我“白话”后来我发现我的挑剔都被编接受下来。

我觉得韩羽保留得也有理。人既然能发现太上的黑斑，既然再贤惠的妻，也只有最她的丈夫才可能发现她上的一丝不贤惠，那么一个对书的横加挑剔者，是不会承认天下竟还存有完无瑕的书吧。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说好是闲人。我也早已后悔起在众多的书中为什么单挑了这本。

我用便车从作家版社拉回了我购得的《玫瑰门》，第一件事还是打开所有的书包行分捡。分捡着，又暗算着应该分送的友人。我觉得应该最先选一本送给韩羽吧，我们同住一个城市，他又是我请的图作者。同我前几本书的工相比，《玫瑰门》应该是一等品居多的，但我惟独选不一本要送韩羽的书。

早就是蓄谋已久了。他把书包打开左挑右挑，不客气地挑两本一等品，藏自己的书柜作为样书保存，再为我挑一些，并一一指余下那些书的缺欠。我立刻变成一个“认书”行家了，这时我也才发现父亲书原来也不下于韩羽，虽然他从不找人借书。

直到不久前我的第八本书《玫瑰门》版时，我问父亲还有没有兴趣设计，他才又跃跃试了。我征求作家版社的意见，社方说，这本被收该社当代小说文库的书，有个统一格式，社方请的装帧家也有固定人选。父亲才打消了此念。我只请韩羽作了四帧图，韩羽很兴地接受下来。他送来图时还详尽地向我待了对这四帧页的要求：线描下面要衬以淡，每图下方要有书中的文字一段，连图下铅字的号数他都有明确要求。后来这本书没有如期来，据该书责编对我说，成书时图没有印上底，再送工厂改印时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我将此事告诉韩羽时，他竟毫不客气地说，责编是对的，就得这样持。

后来我的第二本书《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的设计也是请了父亲，他在那本书上倾注的心血胜过第一本。但或许当时的我太年轻了吧，版社对那装帧的规格一减再减。他们不仅去掉了环衬和折，最后连扉页的设计也取消了。只在普通印书纸上戳一行黑铅字算作扉页，封面的颜也随意作了更改。这件事很使父亲不兴了一阵，致使我接到新书后，他连样本也没有留。我还是认真地分着等级，父亲在一旁说我是“骨里挑”他决心要挽回这次的“影响”主动要为我设计第三本书《铁凝小说集》。

我的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第七本书版时，父亲没再参与它们的装帧设计。一来他正专心于他的粉画，二来他总说：“照理，大夫是不能为自己的亲人开药方的。”他还说这又好比树，有时你以为你的是梨树，收获的却是一筐枣。显然他对前几次的遗憾还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