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１0月１６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谢《天津日报》文艺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材不再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着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能引他写《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为他过一双结实的布袜。而作家更珍的，是那女孩为制袜所付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忍不、乐观向上的天。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情和天。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会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着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微黄且脆的稿纸就是邮局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天津日报”字样的那。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丽。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见我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用的粉连纸加了我这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着一副净的青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练的活力，一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施。丢了怪可惜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又看见了那副袖。记得那天他很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他材很，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普通的灰衣，当他腾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着一副青棉布袖。接着他引我们屋，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着袖的作家给了我一亲近。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一万五千字，自己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意有了一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