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警察接了他一顿，先生，”我对乔纳斯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哈！）。

我当然了解。罗伯特-勒-贝克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那次他打算拍摄一个场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样。乔纳斯把这个案列为事务所经办的重案件之一。

“咱们该什么时候告诉她呢？”

“到了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来，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这胡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可以带一个年轻人作助手，”他说。

“扯淡。”

他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好吧，”我说“那咱0］就到闹市里吃晚饭去。”

“找我吗，乔纳斯先生？”

“她才二十四岁呀！”我告诉医生，当时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詹尼的年龄他知得很清楚，他也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痛苦。后来我意识到总不能老是这样在医生的诊所里发呆。我就问他，该怎么办。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要我举止言行尽可能保持常态，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谢过他以后就走了。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

但在那个时候，我脑里其实只有一个念：要命！要命！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

年轻人？事务所里数我最年轻。不过我领会他这话里的信息：奥利弗，尽你的实际年龄还轻，可你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们彼此彼此了，奥利弗。

“你还是去打你的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饱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谢，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难为情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是奥利弗吗？”

“我想该相信吧。”

“OK。”

“大夫，你对詹尼是怎么说的？”

要保持常态！要保持常态！

“你说什么？”

“吗？”她问。

“你了解贝克事件吗？”他问。

“你问‘吗’是什么意思？”我直着嗓门大叫，竭力摆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势。“难就不兴我带我的鬼婆娘下馆去吃顿饭？”

我开始想到上帝。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把坐到我的晚餐桌旁来。OK？”

“她相信吗？”

医生解释，对于詹尼这类型的白血病，现有的治疗手段都纯粹是姑息的——可能起一缓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这一步，主意就要我来拿了。治疗的事暂缓开始倒也无妨。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这一步，我都快不过气来了！

“就我一个？”我问。

“她是谁，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问。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球。我想不去了。”

我就告诉这位上帝——且不那上帝是何许神人，位于何方——只要这个现状能够维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见我的祈求没有？你要我付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十八

“你听我说，”她解释。“要是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带老婆下馆，那准是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我希望这案由你去办，奥利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