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如今”的白描，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瓶梅》也是一部“胆大妄为”的“政治小说”有的论家从这一点上格外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不过，我以为通观全书，这一因素终究还只能算是《金瓶梅》这棵大树上的一个枝丫，就“全树”而言，市井生活与食色之事，毕竟还是主要的枝叶，并且参差披拂，葱郁蓊翳。

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强调《金瓶梅》那令人惊异的文本，为什么在那个理想暗淡、政治腐败、特务横行、法制虚设、拜金如狂、人欲横流、道德沦丧、人际疏离、炎凉成俗、背叛成风、雅萎俗涨、寡廉鲜耻、万物标价、无不可售的人文环境里，此书的作者不是采取拍案而起、义愤填膺、“替天行道”、“复归正宗”等叙述调式，更不是以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升华哲思、魔幻寓言的叙述方略，而是用一种几乎是彻底冷静的“无是无非”的纯粹作“壁上观”的松弛而随意的笔触，来娓娓地展现一幕幕的人间黑暗和世态奇观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众说纷纭而尚难归一。或许此书的成书过程中确有多人多手参与，从其“拟话本”的风格上看，可能也是当时茶肆酒楼说书人的一个时髦的“保留节目”众多的参与创作者可能都在其故事里加进了一些“训诫”但那些牵强附会的生硬“训诫”完全不能融合于故事与人物，只是一些“套话”乃至于显得“累赘”多余。为什么经过“兰陵笑笑生”归总刻印，仍不见“起色”这究竟是因为所有参与创作者都缺乏“思想高度”还是因为，就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而言，像《红楼梦》那样充满叙述焦虑，洋溢着理想光芒与浪漫情怀固然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而《金瓶梅》式的“冷叙述”并且是达到七穿八达、玲珑剔透、生猛鲜活、浓滋厚味的“纯客观叙述”也是一种在美学上可能具有相当价值的叙述方略呢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等等，都在《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内地，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我这里便对学界，当然也兼及一般的读者，提出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请回答，当一个时代里的一个作家，他实在无法升华出理想与哲思时，他便使用《金瓶梅》式的文本，精微而生动地描摹出他所熟悉的人间景象和生命现象，在语言造诣上更达到出神入化的鲜活程度，我们是应当容忍他呢，还是一定要严厉地禁止他，乃至恨不能将他的著作“扼杀在摇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