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都初二下半学期了，快乐确实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每个人都感到了初三毕业考学的压力。尤其是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黑压压的楼道里竟然站满了等开门的学生。只有班长和副班长有钥匙，有时候他们稍微来晚一点，就要面对早来等门的同学的指责。

每个人都想利用早上上课前的时间复习功课或者搞点人际关系，我则利用这段时间来思考学生会体育部的活动该如何开展。作业我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就像红小兵一样，学生会一号召就冲出去。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几次排球比赛，我的精力全部用在如何印制海报和怎么安排比赛宣传上了。

时间在我的心中陡然珍贵了许多，都用分钟来做计算单位了，什么“开会提前一分钟”、“早到校两分钟”总之忙得受不了。还好不用没事干了，每天“海报”、“干事”挂在嘴边，也不知以前还特陌生的词是如何被咀嚼熟的。

我们的课业渐渐繁重起来。过多的课外活动令我应接不暇，也让白茹对我大为不满。她警告我学生就应该以学业为主，不要总想着搞什么学生会，一点用都没有，中考的时候也不加分。

她说她的，我干我的，我们势不两立，各自为王。跟老师顶撞是没好处，就像跟家长作对没好处一样，幸好白茹从来不管我们这些整牙同学的请假。

每周一、三晚上最后两节自习课，我都要去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矫正牙齿。那个医生好像挺喜欢我，每次我去他都围着我团团转，说话也轻声轻气，和一般牙医给我留下的的印象大不一样。有时候我去早了，穿着校服带着满脑子算术题和化学公式坐在楼道的长椅上和一堆形形色色的病人等着看牙时，总感觉医院比学校更能让我轻松点儿。

1996年的深秋，《中国青年报》用一个版面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需要心理服务，心理服务有待提高》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中小学生心理咨询热线，我如获至宝，把这篇文章剪下来，贴到了剪贴本上。

我拨通那个热线，一位叫B5的心理咨询员接待了我，从那以后，每次我都找他听电话。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出于纪律和惯例，他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姓名，只说他是北师大的学生，做心理咨询员是义务工作，只是出于爱好。

我竭力回忆，但对B5的记忆却仿佛消散怠矣，就像冬天在玻璃窗下用手指划出的图案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我们当时都说了什么？我是如此幼稚、彷徨而又固执万分地向他倾诉，而偏偏得到了他珍重的对待。那些少年时的言语每当现在回想起来我就忍俊不禁。

即使我能找到当年我们的录音对话，我也不好意思再听。

中午，作为宣传委员的我照例给班里同学每人发一份《中国初中生报》，回到座位上开始阅读时，我突然发现，第四版的右下角正是我写的文章！看着同学们安静翻阅报纸的样子，我紧紧咬着下嘴唇，生怕让自己的兴奋流露出来。

那篇文章我没用自己的学名，也没用我在“小集团”中的艺名，而是引用了一位著名女作家的一篇著名小说中的著名人物的名字。由于下面即将讲到的原因，这个笔名我用了一次就作废了。

我想除了张科她们能看出端倪以外，其他人不会猜到是我，只是在作者名字下面有一行介绍：北京市玫瑰学校学生。

张科一下子冲了过来：“行啊，这是你写的？”

“嗯。”我矜持地答道，不想表现得太露骨。

王姗姗也围过来：“不错啊，我以后也应该锻炼着写写东西，说不定中考还能加分呢！——开玩笑，我特怕写作文！你现在跟他关系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说“文章里最后一段我不都写了吗？”

我以为陈宇磊不会知道这件事，可他还是知道了。

“你写的文章我看了。”他说。我大为紧张，哪知他接着说：“写得不错，挺好的！”

正如我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仍然心有默契。和小说写的不同的是，我明显感觉到正是这篇文章，提醒了他我对他的爱恋，让他开始发现了身边还有一个人经常关注着他、在意着他。

我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只是告诉自己，这段青春故事在我心里已经结束了（虽然在他心里尚未开始），而陈宇磊却更明确了我的追求，说不定还觉得我这种求爱方式大胆、与众不同哩。

他该不会觉得我现在还应该无条件地爱着他，等待他的垂青吧？他们班同学也知道了有个初中女孩暗恋他，还在报纸上登了篇文章出来，我真是再也不好意思去高中教学楼了。唉，你说不登就不登，要登就快点登，这选稿周期漫长真是害死人！

为了让校团委的郝老师觉得我有组织能力，我对B5说想请他们学校的心理咨询员们来玫瑰学校做一次心理讲座，B5很痛快地答应了。学校也安排了时间，地点就安排在高中部的两间教室。

我乐颠颠地写广告印海报，然后拿给郝老师看。哪知她看了以后突然发起脾气来，说我怎么这么没组织纪律观念，写完稿子应该先让老师看了修改后再印。

“这不是时间不够了么…”我小声嘟囔了一句。

“那也不是你私自就能决定的事儿，这是代表了学校！”她抢白道“要是都像你这样，都想当领导，还要老师干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