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说：

委员长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一样的两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里。不把蒋放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里。由此以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引了大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牵制本，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或是认清了这一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资，与国民党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国民政府内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我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闲事、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稻草、柴和“霉”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剂和帮助义务。于是，人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分，事情最重要的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