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对北美的决定也有了他否决了张威回唐城的请求同意汉斯回去并批准了汉斯的计划。但是汉斯只作为北美援军指挥的身份回北美其他的以后再作决定。这样的决定平复了军队将军们的反对避免了北美人事变动的副作用也为自己日后回北美打下基础。

二天后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总理王韬的文章《帝王的两个身体》。

文章先阐明一个观点我们的时代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但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都会有两个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又有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出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一样也有感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出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的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它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漏*点支配也不怕恐惧死亡。奥古斯丁在其《论神圣的公民权》中说所谓国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由众多人所构成的一个身体但是没有头那么这种国民便不能被称之为身体；在自然身体中被斩之后的身体只能称作躯干同样在政治身体(国家)的观念里缺乏头(脑)的共同体不能称为身体。

在古代封建帝王就是这个头可惜的是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所以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帝王恐怕是李世民了觉得李世民非常亲切。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数李世民的人格最为健全。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感情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征感慨他们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从魏征的这一判断中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人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不过二十三年。所以我们不能依赖这样一位圣人王的出现。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感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感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可以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我们不能赞同这样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正义寄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愿屈从于这种难以忍受的野蛮和恐怖。我们必须追求对无上君权制衡的路径探索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在魏征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最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离不开一个元也就是说必须有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并存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自然身体借助政治身体实施暴政呢？我们中华革命党人在建党初期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党初临时大总统三军最高统帅李健便提出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宪法用宪法的形式在掌权者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划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