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这种仪式的时候。《汉郊祀志》载，皇帝在泰峙郊祭，清晨出竹宫向东拜揖太阳，当天傍晚向西拜揖月亮。这表明就是借用郊祭之曰，不需等到春分秋分之日。明帝太和元年2月丁亥初一，在东郊举行朝日仪式，八月己丑，在西郊举行夕月仪式，这是古代礼制。《白虎通》载“帝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太阳为兄，以月亮为姐”，这就是朝曰夕月的来历。《尚书大传》载，迎曰的词说：“时间在某年某月上曰。明亮的阳光照于上下，勤劳施于四方，普遍实行美政，惟有我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三国吴郎陈融上奏《束郊颂》，可见吴国时代也举行此种礼仪。晋武帝左尘二年，有关部门土奏：“春分时依照旧例应当请皇帝出席朝El的祭祀仪式，但寒温气候不太适宜，皇上可以不必亲自出席。”诏令说：“礼仪应当有一定之规，如果像所奏那样，与已故太尉所撰定的礼仪便有不同，便是再次没有定制了。以往是因为各地寇难没有平定，所以每次依照所奏。如今战事已经平息，衹有这件事最大了.”考查这一韶令内容，可知皇帝再次亲自出席朝曰祭仪了。此后便废止了。

殷祠，皇帝在宫中斋戒七日，又清心洁身致斋三日.官员中职掌祭祀物品的也要这样斋戒。致斋的那天，皇帝出临到太极殿帷幄中坐下，穿绛纱袍，戴黑介帧，通天金博山冠。举行祠祭的那天，车驾出来，白‘宫中应当斋戒随从车驾或留守以及充任填街需要预先到达者，各随职责行事。上水一刻，皇帝穿戴乎冕龙衮服，登上金根车，到庙的北门止。治礼、谒者各引导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都进入就位。皇帝下车入庙，脱鞋，漱洗及洗爵完毕，登上殿。依次进行初献，奠爵，奏乐.太祝令跪着读祝文，完毕，送到神座前供奉，皇帝回到本位。博士引导太尉进行亚献，完毕，谒者又引导光禄勋进行终献。凡是棉夹大祭，就将神宅都搬出庙堂，按照昭穆顺序安排座次，不再放在室内.晋朝又有阴室殇，治礼官引导到阴室依次摆上供品奠酒祭祀.其中如有功臣配飨的，就设置灵座于庭，谒者奠酒供祭于前.皇帝如不亲自祭祀，就由三公行事，由太尉进行初献，太常进行亚献，光禄勋进行终献一四季的祭祀，也都是在将要进行祭祀之前举行夕牲仪式，其仪式和郊祭一样。

晋武帝泰始七年四月，皇帝将要亲自参加祭祀大典，牵驾出席夕牲仪式，而按照仪式规定返回时不需要再拜。诏令问这么做的原因足什么.、博士上奏说：“历代相沿袭就是这样。”皇帝说：“这不是致敬宗庙的礼仪。”于是下拜然后返回，于是便成为定制。太康年间，有关部门奏议，十一月一日恰好足朔奠、冬熏、夕牲同一日，可令有关部门行事。诏令说：“夕牲这样的仪式让有关部门代行其事，不妥当。改择上旬的其他Q一广。”这表明武帝在夕牲的仪式上必定是要亲自临拜的，而束晋以来便废止了。晋元帝建武元年三月辛卯，登上晋王位，举行天子殷祭的礼仪，这是一件非常事件。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去世在应当举行燕祠的时候。中书侍郎范宁上奏：“考查《丧服》传，如果有人在宫中死亡，三个月不举行祭祀，不论贵贱和老幼都如此。皇女虽然是婴孩，臣私下以为此时照常举行祭礼值得怀疑。”于是尚书上奏派三公代行其事。过去漠灵帝时代，立春尚斋迎气于束郊，尚书左丞在南书寺殴打陌使致死，于是诏书说：“议郎蔡邕、博士任敏，你们认为是否可以继续举行祭祀？是否有所不宜？”蔡邕等回答说：“考查上帝的祭祀，无任何事能够让其废止。宫室最大，陌使最小，日期又宽松，无疑可以斋祭。”筵宜并非不知道有这样的议论，衹是不从而已。魏及置初，祭仪虽然没有都保存下来，束晋有关的礼仪则保存完好。官府有这方面的记载。

祭太社、帝社、太稷，常常选择每年的二月、八月二个社曰举行。太祝令在夕牲时进熟食，如同郊庙祭祀一样的仪式。司空、太常、大司农分别负责三献。官府有这方面的仪式记载。周代礼制是由王亲自主祭，汉代以来，则由有关部门负责此事。

汉安帝元初六年，设立六宗祠于都城西北戌亥地，祭祀仪式与泰社的规格相等。

曰月运行将交会，太史上奏曰月运行同宫同度。尚书在三日前预先准备，宣告内外，实行戒严。垫虞《决疑》说：“凡是抢救日食，都要戴红色巾帧，以助长阳气。太阳将要食时，天子穿着素服回避正殿，内外戒严，太史登上灵台，伺候日食过程。另外击鼓于门，听到鼓声，侍臣都要戴上赤色巾帧，带剑入殿侍卫。三台令史以上，都持剑立在各自的厅堂门前。卫尉卿驰马环绕宫殿，巡视守备情况，循环不断。直到太阳恢复到正常，才都停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初一，发生日食。祝史官请示所用币，叔孙昭子说：“日食发生时，天子不演奏音乐，在社击鼓：诸侯在社里用币祭祀，在办公处击鼓，这是礼制。”又用赤色丝搓成绳系于社，祝史官陈说语辞加以斥责。社，是勾龙之神，天子的上公，所以要加以斥责。关于合朔，官府有这方面的仪式记载。

过去选伐壁室年间，将举行元旦止会，而太史上奏说元旦正逢日食，朝廷官员疑惑是否还应当举行元会。共同来到尚书令荀文若府上咨询。当时娄子计吏型助在座，说：“梓慎、裨灶，是古代的良史，仍然占卜水火，错失天时。《礼》载诸侯朝见天子，入门后有四种意外情况不能继续举行礼仪，日食是其中之一。那么圣人留下的礼制，不为变异而预先废止朝礼的情况，或者是灾消异伏，或者是推算有误。”文若以及众人都高兴而听从了他的见解，于是朝会照常进行。食也没有发生。刘助因此而显名，魏史赞美此事而记载了下来。

魏高贵乡公正五二年三月初一，太史一奏日食而没有发生日食。晋文王当时为大将军，严厉追究史官推算不应验的责任.、史官回答说：“日月相会的时候，或者发生日掩月的情况，或者发生月掩曰的情况。月掩曰，就会出现遮蔽太阳本体，使阳光的影子出现亏缺，所以称为日食。日掩月，则是太阳从月亮}：经过，称为阴不侵阳，虽然曰月相掩但不会出现曰影亏缺的现象。日月相掩而必然出现亏食的道理，目前还没有方法可以预测，因此举行尝筛郊社，出现食就开始祭祀，由此可见前代史官也不能确定是否一定会出现日食。白漠代以来的旧例，以为口食必定出现相交亏缺的情况。每到此时，便警戒百官，以防备日食变故。所以《甲寅诏》记有防备日食的制度，而没有追究失误责任的方法。自古以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代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衹有考察疏密的不同而已。自负罪责的条例，来源于本来无术推算历法，不是推算失误之罪。”这才停止了追究。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都因元旦正逢日月运行同宫同度而取消元旦朝会，改变了魏的传统做法：

晋元帝叁婴元年四月日月运行同宫同度，中书侍郎壬啮上奏说：“《春秋》记载日食时，天子在社击鼓，意思是攻击太阴。诸侯在朝击鼓，意思是臣子相攻。考查尚书文符记载，如果太阳有变故，便在各宫门击鼓，这样做有违传统典制.”韶令说：“所陈奏很有道理，速命令外朝更改。”

建五元年，太史上奏元旦逢日月运行同宫同度，朝廷大臣们叉怀疑是否应当取消元旦朝会。当时庾冰辅政，将刘劭的见解写在纸上给八坐看，当时有人以为刘劭的见解不符合礼制的意义，直塞羞听从了，是有识之士的一个失误。所以墓谴便写成书面意见加以驳斥说：“刘劭论述灾消异伏，又以为梓慎、裨灶尚且有错误，太史上言也不是必定要正确无误，这是有道理的。但说圣人传下制度，不因为天象变异而预先废止朝礼，这就有错误了。灾异的发生，是用来谴责警告人君的，是帝王所慎重警戒的。所以穿素服废音乐，退避正殿，百官也穿素服，用币祭祀击鼓助威，都是表示亲自救助这种变异.大凡敬戒的事情，与其疑惑而废止，不如谨慎地执行。所以孔十、老子在乡村中助葬，根据丧柩出行不能见到星星的礼制，因此遇到日食便将霞柩停来，说怎能保证不遇上星星呢。如今史官说应当会发生日食，也怎能知道不发生日食呢？孔子、老广预先作好遇见星星的防备，而刘劭废止这种预防，是抛弃圣贤的现成规矩，鲁桓公在乎申曰遇灾，而在乙亥曰举行尝祭，《春秋》讥讽他.，灾.扛既然已经过去，尚且应当追惧不已，因此而废止宗庙的祭祀仪式；何况是听说天象变异将要发生，举行庆乐的朝会，这于礼制来说是背离了。《礼记》所说‘诸侯入门而不能完成礼仪之类，，是指太史没有预言，诸侯已经进入宫殿，此时却发生厂日食；并不是说察先就知道会出现日食，而朝会仍然不停止。刘劭引用造句话，可以说是错误理解了其中的意旨，刘劭所引用的是《礼记》的话；孔子、老了乡村助葬的事，也是《礼记》所记载的，却违背而反行之，是其进退无据的表现。加之荀令的赞同，漠代所遵从，便使此言至今被称道，却不知其中谬误。担心后世人们将会据此拟定礼制，因此加以纠正。”于是座迪听从众人之议，便因此而取消元旦朝会。

到了丞和年间，殷浩执政，又想按照刘劭的观点而不取消元旦朝会。王彪之根据咸宁、建元的售例，又说：“《礼》所说，诸侯一齐晋见天广，不能完成礼仪而中途废止的情况有四种，自然是中途突然发生的事，不是预先便有其事而侥幸史官推算失误，因此没有预先废止朝见之礼。”于是又听从王彪之的建议，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