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儿啊?
很多人都认为,打点行装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学唱歌或者祈祷一样,可以无师自通。我们从未练习过,也没有箱子。父亲当年参加罗马尼亚军队上前线打仗时,就没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队什么都会发,这是装备的一部分。除了离家外出或是抵御严寒,我们想不出为了什么别的理由收拾衣物。我们手头没有该带的东西,于是就即兴发挥。用不上的成了必备的,必备的就是唯一正确的,而这只是因为手头恰巧有这些东西。
母亲把留声机从客厅拿出来,放到厨房桌上。我用螺丝刀将留声机箱子改装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机体和转盘卸了下来,接下来用软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摇柄的那个洞。箱子火狐红的丝绒里衬,原样保留。还有那个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着小狗坐在留声机喇叭前的图案,图案上方标着“主人的声音”几个字〔即著名音乐商标“HisMaster’sVoice”中文译为“狗听喇叭”〕,我也没拆下来。我放了四本书压箱底:亚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尔〔JosefWeinheber(1892-1945),奥地利抒情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的集子,还有一部收集了八个世纪作品的诗歌集。我没带小说,因为小说读完一遍,就不会读第二遍了。书上放的是收纳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须后水,一块剃须用的肥皂,一把剃须刀,一把修面刷,一块明矾石,一块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纳包旁我放了一双羊毛袜(棕色的,里面已塞了东西),一双及膝长袜,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衫,两条棱纹平布的短内裤。为了不被压皱,最上面放的是那条新的真丝围巾,它印着酒红色的暗方格,色泽亮哑交替。箱子就这样装满了。
接着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发毯(羊毛的,镶着浅蓝与米白色的方格,体积超大,却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还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经穿得很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掉牙了,还是“一战”时候的东西,香瓜黄色,带有皮质的小绑带)。
接着来整理干粮袋:斯坎迪亚牌〔罗马尼亚锡比乌(Sibiu)地区的肉类罐头品牌,享有国际声誉。〕的火腿罐头一听,涂了黄油夹了火腿片的面包四个,圣诞节时剩下的饼干几块,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只,带有可当水杯用的盖子。
接着我祖母把留声机行李箱、铺盖和干粮袋放到了门附近。那两个警察说好午夜时分来带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门边了。
接着我开始穿衣:一条长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淡棕色间绿色格子),一条灯笼裤(灰色的,说过是埃德温叔叔的),一件袖口带绣花的布马甲,一双羊毛袜和一双雪地靴。费妮姑姑的绿手套就放在桌上,随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带时,忽然想起多年前某个夏季,我们在文奇山〔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一座山岭〕度假时的情景。那时母亲穿着一件自己缝制的水兵服。我们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装死。我当时八岁,吓得要命,觉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紧闭双眼,不敢看天会如何将我吞噬。这时母亲跳了起来,猛摇着我问道:“喜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