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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赛珍珠(8/10)

由命。

无论是写作《大地》,还是在等待这本书出版的岁月里,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在《大地》刚出版后的日子里,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她在大学里教着书,课余便骑马出城去乡间漫游。秋天里,南京的郊区非常优美,田野里一片金黄,稻子收割了以后,拾穗人穿着土布衣服,挎着竹篮,在遍地都是稻茬的田里不时地弯下腰去。在拾穗人的身后,几只白颜色的鹅摇摇摆摆觅着食,随处可见一片农家乐的景象。年轻的母亲坐在门口给小孩喂奶,老婆婆则在阳光下支起了纺车,孩子们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谷场上做着游戏。国民政府对这个国家的管理,开始初见成效,对于郊区的农民来说,一个太平盛世似乎就要来临。赛珍珠独自骑马,穿过碎石子铺的古道,沿着乡间的土路,一直骑到有着梁朝辟邪的村庄才下马。

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梁朝辟邪,现在已成为南京城市的标志。在西方论述中国雕刻的书中,辟邪被称为石狮子。可是赛珍珠当年所见到的辟邪,显得十分凄凉,它孤零零地站在村口,站在空旷的稻田里,忍受着人类对它的冷漠和戏弄。人们在它宽大的身上晒着刚洗过的衣服,那些破破烂烂红红绿绿的旧衣服,披在辟邪身上,充满了一种滑稽荒唐的感觉。当地农民充分满足了对外国人的好奇心以后,开始向赛珍珠生动地讲述有关辟邪的传说。这传说流传了一千多年,已经无所谓真伪。

有一个疑问常常困惑在赛珍珠的心头,这就是中国的知识阶级,往往要比目不识丁的农民更愚昧。在新的国民政府中,看上去是聚集了一大堆人才,这些人是中国的精英,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说起英语法语来,甚至比汉语更为流畅,但是他们固执起来,往往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声音。中国知识阶级的自以为是,有时候要比农民的保守更可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赛珍珠和一位身着非常合身的西服的青年官员,谈起梁朝的辟邪,刚说到一半,这位青年官员立刻予以否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南京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辟邪。”

“是那种像石狮子一样的辟邪。”赛珍珠小心翼翼地说。

“哪有什么石狮子?”青年官员莫名其妙地傲气,他提醒赛珍珠是受了农民的骗。

赛珍珠为这位青年官员否定历史的态度感到震惊,她温和地反驳说:“西方学者对中国动物石刻心慕已久,你若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很多图片和资料,你可以——”

“我再说一遍,南京附近,没有什么梁朝石刻。什么辟邪,什么石狮子,都是骗人的鬼话!”青年官员很不耐烦,满脸的别人都很蠢的表情,提高了声音说着“我是中国人,我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难道还不比你知道得多?”

赛珍珠的《大地》出版以后,她听到许多类似的指责,当然这些指责都是针对她的作品。《大地》的出版很顺利,目光敏锐的出版商,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本能打动西方读者的读物。1931年的3月2日,《大地》出版了,赛珍珠收到了第一本样书。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快乐。这时候,赛珍珠的老父亲已经病入膏肓,赛珍珠把新出版的《大地》递到父亲手上,父亲已经无力再把这本书看完,只能向女儿表示自己的祝贺和歉意,不久他就与世长辞。10年前,赛珍珠的母亲长眠在中国,10年之后,赛珍珠的父亲又在重复母亲走过的路。

也是在赛珍珠收到《大地》不久,由于特大暴雨,洪水泛滥,长江堤坝被冲毁,整个南京城陷于大水的包围之中。这个城市处于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威胁之下。1931年对于越来越向右转的南京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年头。世界范围之内的红色风暴正在兴起,左翼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全球的作家差不多都在向左转。位于中国江西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屡屡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已经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外患内乱,天灾人祸,无一不动摇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基础。

洪水包围中的南京仿佛成了一个孤岛,赛珍珠参加了抗洪救险的工作。有趣的是,她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也不是自行车,而是一匹骏马。她个人的力量极其有限,所贡献的只是一种精神。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当然应该像别的居民一样,尽一份自己的义务。大水一直淹到了城墙边上,在骑马去工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传奇故事中的人物。黄色的洪水在临时筑起的大堤外汇合,一天天地上涨。陆地上的农民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为靠捕鱼捉蟹为生的渔民。水天一色,巨大的城墙倒映在洪水里。赛珍珠把马拴在一棵古树下面,搭上农民的小船去她的工作地点,救护工作的繁重丝毫也影响不了她的激情。赛珍珠每天都干得很辛苦,这种奇特的经历,让她感到十分有趣。

赛珍珠几乎没有时间去想自己新出版的书命运如何。她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成功,当洪水退去的时候,她开始着手的工作,是把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翻译成英文。她给《水浒》起的洋名是AllMenAreBrothers。如果再翻回成中文,就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兄弟”套用成语可以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赛珍珠前前后后用了四年时间翻译这本书。这本古典名著显然影响了赛珍珠小说的风格,细心的读者可以从《大地》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发现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幸运之神正在向赛珍珠招手。中国有句老话,运气真来的时候,想拦都拦不住。虽然赛珍珠最初得到的反馈,是对《大地》的严厉指责,发出这种指责的,既有中国读者,也有美国读者,但是决定图书命运的市场,被一只神奇之手打开了,《大地》一炮而红,被权威性的每月书社选中,出其不意地成为了畅销书。好也罢,坏也罢,《大地》开始成为话题,虽然出版的只是《大地》的第一部,后两部还没有写出来,成功已经不可阻挡。在《大地》出版的第二年,赛珍珠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标志着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作家了。

第五章

1

自从刘岳厚逝世之后,我一直在想,像他这样对写作痴迷的人,究竟应该不应该算为作家。如果以发表的作品算,刘岳厚一生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省报上的一篇被编辑删改过的小说。过去的多少年里,刘岳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和报纸杂志打交道,他是各式各样的出版部门的常客,很多编辑都认识他,提到他时便是一个接一个的笑话。在今天,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对写作痴迷的人了,也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下了那么多苦工夫、在作品上仍然没有进步的永远的习作者。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的作品是习作,是一种练习,可惜这种谦虚对于他没有任何长进。他总是在原地踏步,仿佛小学里的留级生一样,永远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刘岳厚曾经是我的老师,我在这里讲述刘岳厚的故事,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我承认自己对他有过不恭敬的地方,我承认自己曾经是那样地不耐烦他,然而那是在他生前。现在,刘岳厚已经火化成了一堆骨灰,面对他的空中的魂灵,我起誓,自己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刘岳厚的一生表示着崇敬。刘岳厚留给我了一大包水平拙劣的遗稿,这些遗稿是失败的记录,是对一个人不懈追求的讽刺。我不想以成败来论英雄,英雄和狗熊无论有多大的区别,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睡的人。英雄狗熊都是一生,都得死。

成功的作家我见得实在太多“成功”两个字里,永远包含着很多水分。我的生长环境,让我有机会从很近的距离,考察祖父辈和父辈这两代作家的成功。我见过太多所谓功成名就的人。我熟悉许多一炮而红的作家,知道他们潦倒时的模样,也看到过他们摆出的名人派头。我所熟悉的历史告诉我,一位作家的成名,其实不是什么难事。难的也许倒是像刘岳厚那样永远不成名。从一个不名一文的人,一跃为当红的作家,实在是识几个字的秀才的成龙捷径。成名肯定比买中六合彩的机会要多。作家成名,有时候和小人得志,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运气这玩意永远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在作家的队伍里,不是作家的人,永远比作家多。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便有什么样的文坛。在中国,文坛变成政坛,已有悠久的历史,从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官员,或者从官员变戏法似的突然成为作家,向来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即使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如此,东欧和拉美都有作家成为总统的例子。

刘岳厚始终没能成为文坛的一员,未必就是多大的憾事。偌大的文坛,什么人都能进,什么人都能混,刘岳厚只不过是在门口徘徊,也挺好。他不停地踮起脚,往神秘莫测的文坛里张望,渴望自己能成为文坛的一员,眼巴巴地望了一辈子。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这种执着的追求。老实说,刘岳厚的文章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写好过,但是平心而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和文坛上充斥着的狗屁文章相比,他丝毫也不比那些徒有虚名的著名作家差。如果运气好的话,刘岳厚完全也可能成为著名作家红极一时。所有的文学狼潮他都赶过,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伤痕文学问题小说,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具有现代意味的新潮小说,从纪实文学到通俗文学,从押韵的诗到不押韵的散文,从电影剧本到电视剧本到广播剧剧本,只要是由文字组成的东西,他都写过。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刘岳厚。我熟悉很多写作的人,他们对作家坚持每天写作不屑一顾。他们已经是作家,是很有名望,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错的作家,可是有一点让我始终百思不解,这就是他们根本就不热爱写作。他们总是在找各式各样的借口逃避写作。与其说他们是作家,还不如说他们更像作家笔下的人物,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一些十分无聊的事情上,却美其名曰是在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有时候成了自己行为不端的遮羞布,潇洒竟然成了堕落的代名词。他们绝对不会像刘岳厚那样,没完没了地写,那样徒劳地在文学的土地上耕耘。他们甚至鄙视写作。他们所以还在吃着写作这碗饭,是因为写作能给他们带来比较满意的结果。因为写作,他们当了官,成了有地位的文化官僚,在做官的人面前,他们是作家,在真正辛勤写作的人面前,他们是官。对于他们来说,写作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他们厌恶这个过程。他们自己不写,却嫉妒那些不断在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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