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堤坝巷这个醉鬼生活的房子里，这人就是我的丈夫。

当我靠肘子撑着坐起来，就像看见那只压在我们院子里的石头底下和翻倒的砖头底下的甲壳动物一样厌恶地盯他一眼，他被我的目光吓了一跳。我丈夫抓着脑袋嚷嚷起来：“实际上我的生活只是炼狱般的受苦受难，我就是那个总是被载着责备的长矛与所有镜子击中的人，亡个永远被镜子团团围住的人，我害怕这些镜子，可我又从来都忍不住去照照自己，我已经善于去照镜子，已经能从事情的另一面看到自己；我也从久无人居的房间门上的钥匙孔里去观看自己，我看见自己像一个不敢回家的小男孩；可是如今更糟糕的是，我看到自己已开始彻头彻尾地孤独一人，谁也不为我感到高兴，主要的是谁也不对我生气，谁也不为我而哭泣，已经没人骂我，没人为我而难受得崩溃。因为我已经是被注销的人，大家仿佛都知道谁也不指望我还能变好，因为我大概已经过早地耗尽及浪费了我的才华。”我直打寒战，全身冷得发抖，立即盖上被子。我丈夫不声不响地在我旁边躺下，他也没脱衣服，也没敢挨近我钻到我们的被子里来。

估大概知道我容忍不了他跟我在一床被子下面，担心我会将他推下床去。说不定我会宁可跑到街上去，宁可去跟那个追在我后面、做着手淫、甚至将精液甩在堤坝巷24号我们大门上的疯子呆在一起…

我可干了一桩蠢事，可真干了一件傻事！我丈夫对我肯定地说，他是一名天生的手艺人，没有任何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我请他在小而高的窗子底下安装一个隔板架，窗子照样可以朝外打开，隔板架上可以摆放餐巾包上的面包、猪油罐、黄油和罐头之类的东西。于是我丈夫领来了一个叫什么贝比切克的什罗扎克人当助手。这位贝比切克便画了一张隔板架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贮放柜草图。我丈夫割下一块装面粉的口袋片，铺在地板上和贝比切克画着写着。我丈夫还说贝比切克中学时成绩不错，说老师们教会了他几何、数学。他和贝比切克一边画着一边喝着罐里的啤酒，等他们刚画出一根支撑梁和一块小横板来，便又喝上一通以示庆祝。我还得给他们用皮尺量出这个窗子与墙壁间的尺寸，什么都得让我量。我只用眼睛瞟一下他们两人趴在地板上画出的那张图，便断定他们画的东西狗屁不通。我有好几次差点儿被贝比切克绊倒。

他这人很特别，首先是他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考虑问题就得非蹲下不可，他坐的姿势也很奇怪，像一只大鸟。那个贝比切克个子特别小，他要是跟非洲南部有些黑人那样弯腿坐在脚后跟上，那个子高不过一把小椅子和小方凳。他从来不摘帽子，他那顶帽子是丝绒料，像是上个世纪的，贝比切克把这顶帽子戴得压到了眼睛那儿，可他总在微笑着，说得更确切一点是一种知过的笑容…这一来，我就倒了大霉了，因为他们俩总有时间去干他们这木工活儿，老是到哪个木材厂去锯板子。到回家的时候，没见他们买来板子，两个人却笑眯眯的、一股子滔味儿。我丈夫还在干活儿，贝比切克便已经坐在我家门坎前抽上烟了，肘子支在膝盖上，抽着烟。他这样坐在门坎前，帽子大得如果在下雨天可以拿它当伞给他全身遮雨。酒店老板瓦尼什达有一回遇见我便一本正经地问我们的房子在搞什么翻修工程，是不是要在我们小房间里再隔出一间房来，或者加一角厨房。我听了大吃一惊，问瓦尼什达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他对我说，贝比切克上他那儿来吃午饭、晚饭已经有好些年头了，是他这里的老顾客，可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显得格外兴奋，喝啤酒和葡萄酒的账也都记在博士即我丈夫的头上。他门悄悄谈论的正是他们俩在我们房间里进行的一项巨大的土木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