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间挑剔的我居然为他写过4篇文字，这已经足够使我自

己吃惊了。

1990年以前，他复归日本秧歌，自称这是“日本摇滚”以后出访土耳其、韩

国，今年10月终于来了中国。人们都曾经不相信他真会这么唱下去，因为他以前的

形式一直变幻剧烈。但是现在看来，他是决心尝试以日本秧歌充亚洲文化的代表了，

我不愿再为他写。

为我敲响警钟的，是韩国对日本文化的抵制。此事为我所知，缘由也是一个歌

手，而且是我接触过的歌手：加藤登纪子。

由于被奴役的殖民地历史，韩国禁止在领土之内的日语文化活动———这至少

持续了四五十年的政策，我国政府和学者并没有介绍给中国民众。我为韩国人的骨

头硬而震惊，也为中国人的麻痹又一次哑口无声。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被侮辱者的

反击政策也许过时了，但对日本人这种硬邦邦的回击是必要的。值得深思的不在这

项政策，而在韩国人的心情。

1991年，原左翼歌手加藤登纪子无视韩国民众的心情，公然故意制造事件，在

汉城用日语演唱，随后又写文章自我吹嘘，题目是《汉城上空，日语歌声在响动》。

左翼开始加入歧视侮辱人的阵营，此事件是一个标志。

同年，冈林信康也积极准备赴韩演出。他对我讲了加藤一事给他带来的复杂心

情，但我也看清了他同样会去汉城，我只盼他能尊重朝鲜人地唱，但我划不清他的

界限。

在这之后，他给我看了他在土耳其一条渔船上的演唱录像带。那显然是对牛弹

琴；显然是租船给这群莫名其妙的日本人的土耳其渔民眼神冷漠，我看着，什么也

说不出，只为他感到尴尬。1991年他来了内蒙古，两个星期的旅游观光能有什么创

作的可能呢？他写的两首“草原”歌不伦不类。但他决不是变质完蛋，他仍然保持

着每年都有一首到两首极其动人、而且是他人不及的好歌问世。

1992年底，我回国前不想再见到他，我感到在日本所谓“亚洲人”是什么味道，

既不愿失去这个立场也不愿向他表露这个立场，因为我对大举向亚洲发动经济侵略

的日本充满敌意。作为一个作家，我警惕着可能同样大举前来的文化侵略——我非

常担心自己会在我的战场上发现他的影子。

这种心情很难说出来。我主动疏远了他。

他比任何人更敏感；他坚持要为我送行。临别那天晚上，我感到他很真挚，他

也找不出词来说。应当说是互相掩饰着，度过了一个晚上，然后就告别了。

他是否还能继续是我喜爱的歌手，要看他在今后对中国的作为而定。

为此，我趁此次结集的机会，把关于他的几篇中文写的小文集在了这里。还有

一篇是用日文发表的，一篇关于他的全面论文。《信康》解说是1991年他新发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