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只存在于豪族主人（领主）的“奴籍”之中。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即或脱逃，也无处容身。世世代代，奴隶们只能在主人的井田里无偿劳作。奴隶耕作的私家井田与自由民的井田，唯一的不同是，私家井田的中央只有水井而没有公田。千百年下来，井田制和依附在井田制上的隶农制，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就土地数量而言，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所占有的土地数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后来，私家井田渐渐的获得了国王认可，被称为“封地”也就是封赐给贵族的个人土地。

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耕作奴隶（隶农），是奴隶制的主要部分。

另一种奴隶，是劳工奴隶。这种奴隶分为官府奴隶和家庭奴隶，来源也是战俘、罪犯家属及穷困沦落者。官府奴隶除了做仆役外，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这种奴隶是奴隶制的次要部分，一直延续到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不是这里的话题。

又经过了殷商六百多年，西周东周七八百年，随着人口增多，商品交换的发达，土地质量恶化以及频繁的战争、政变等等因素，自由民的土地越来越少，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越来越多，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这时候，一些官吏家族用强力掠夺、金钱买卖、没收罪犯等手段，巧取豪夺了大量土地，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地主势力。另有一部分大商人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同时成为新兴地主。新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与人口，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便对“王权——井田——奴隶”这种旧的存在方式自然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新兴地主要创造出私家政权的基础，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的数量，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而旧的王权要维持自己存在的基础，就要使“民不得买卖”的井田制固定下来，使流动的土地重新变成凝固于井田框架的“王土”否则，天下便不能安宁。

这种大争夺导致了长期的大动荡，导致了连绵不断的杀伐征战，天下大乱了！

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各种救世主张。儒家坚定的主张恢复井田制，孔子直到孟子，儒家奔走天下数百年，为此不懈呼吁。道家的老子也提出了“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返古主张，事实上也赞同恢复井田制。

新出现的地主贵族和法家人物，却极力反对回到古老的井田制时代。他们主张废除井田制和隶农制，建立一种更能激发农人勤奋耕作的新田制，建立一种能够使新地主依靠财富自由扩大土地的新土地制度，这就是“民得买卖”的土地私有制。